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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吴文藻先生和费孝通先生曾有一个精辟论断：中国社会学一定是“‘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’的社会学”。2019年，时值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周年，中国社会学会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、北京大学等机构召开了一系列专题研讨会，系统总结社会学“五脏六腑”建设成效；2025年中国社会学年会聚焦“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”这一重大主题，开展深入研讨。中国社会学的发展，已经从早期引介西方社会学理论、开展本土化尝试的阶段，正式转向“主体性建构”与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”的新阶段，已经具备足够的学术底气，立足中国国情，聚焦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，提炼具有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学术概念与理论成果，彰显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与独立性。

　　邱泽奇：西方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，尤其是近二三百年来，他们探索了人类社会的另一种组织模式；中国则是更加持久的一部分，也是最早为“以人为中心”的人类社会组织模式提供参考的社会之一。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诞生和成长于工业社会的演化之中，自然会以西方社会为底本。中国的发展打破了一系列既有的理论解释框架，因此亟须建立更具包容性和一般解释力的理论。习提出“立足中国、借鉴国外，挖掘历史、把握当代，关怀人类、面向未来”的思路，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。

　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已取得诸多新成果。在理论建构上，从早期简单套用西方理论转向基于中国实践提炼原创概念，如经济学的“新结构经济学”、社会学的“文化自觉”“人类自觉”等。在方法创新上，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积极实践混合方法，引入计算方法、人机协同方法，对一些新方法的探索走在世界前沿。在学科建设上，积极迎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挑战，撤销过时学科，新建面向未来的学科，可以说，近5年是中国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幅度较大的阶段。我国新设置的“交叉学科”门类，为科技创新和交叉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框架。

　　面向未来，实现知识创新、理论创新、方法创新，充分彰显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，可遵循三条路径。一是立足中华文明根基做知识创新，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、社会伦理、思维方式，让知识体系扎根中国文化土壤。二是立足中国伟大实践做理论创新，从改革开放、数字转型、乡村发展、基层治理等鲜活实践中挖掘新材料、发现新问题、提炼新观点，不做西方理论的“注释者”，争做中国实践的“阐释者”与“建构者”。三是立足时代技术变革做方法创新，主动拥抱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，融合传统田野调查、文献研究与现代计算方法、数据建模，构建兼具人文温度与科学精度的研究方法体系。同时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，回应国家战略需求与人民关切，让哲学社会科学真正服务于国家发展、社会进步与人民幸福。

　　邱泽奇：习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“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”是有历史依据的。中国学术有自己的传统，从留存的诸子百家典籍到如今，这个传统从未中断过，并被凝练成“经世致用”四个字。费孝通先生深谙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，“志在富民”正是继承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社会责任的写照。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中，就像把家收拾整洁会让自己心情愉悦一样，打理好身边的社会环境是每个人天然的社会责任，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刻在骨子里的历史根基。家国天下，修齐治平，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联系在一起，早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化内容的一部分，已经无需再问为什么。

　　以我个人的治学实践为例。我一直努力遵循“读经典、读社会、读时代”的理念。读经典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站在何人的肩膀上；读社会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身边的环境、我们与谁在一起；读时代，让我们鉴古知今观未来，让自己理解身处的时代洪流。秉着为推动中国发展尽绵薄之力的初心，在构建新理论方面，我通过长期企业调研提出了“技术与组织的相互建构论”。在社会分层研究中，我通过观察淘宝村等现象，归纳出“互联网资本”理论，提出了从“数字鸿沟”到“数字红利”的转化路径。面对人工智能挑战，我提出了“算法为人”的倡导，主张将社会价值融入数智产品。从20多年前追踪企业信息化开始，我一直试图用知识推动数智技术的普惠应用。

　　结合我的观察，时代的发展至少提出了以下几类新问题。首先是“人机共生”的社会结构问题。我们如今生活的社会，不再是一个单纯由人类组成的社会，而是一个由人类与机器共同组成的社会。人工智能拥有了远超人类的存储力、计算力和学习力，开始影响人类的思考。社会学需要重新解释旧现象，更要解释人机社会的新现象，如算法偏见、信息茧房、平台霸权等。其次是“个体化与平台化”的矛盾问题。数字时代，社会越来越个体化，经济越来越平台化，个体与平台之间的权力不对等衍生出数字鸿沟、数据隐私、劳动者权益等一系列问题。最后是“观念分化”的治理问题。算法推荐加剧了观念极化，如何在保障自由的同时凝聚共识是紧迫的治理难题。